根据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的“汤浅定律”，1810—1920年间，继意大利、英国、法国之后，德国成为16世纪以来全球第四个科学活动中心。德国1913年首次晋升全球第二强国前夕，德国高校学生总数和科技重大成果总量超过英法之和，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人数位居世界第一。德国因所育之才掀开现代科学革命序幕而赫然“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蔡元培语）。在科学和人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德国通过教育革新，以先行的义务教育法令、独特的自我启蒙思想、首创的现代大学制度发挥了奠基性、支撑性和导向性作用。

先行推动义务教育法令奠定人才成长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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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恩格斯视“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教育制”为“使普鲁士优越于其他各个大邦”的“两种好制度”。可以说，在由普鲁士王国缔造德意志帝国的过程中，普遍义务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

德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可追溯至马丁·路德1524年发表的《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这位宗教改革家推出德译本《新约》、《旧约》，既创设基督新教，亦确立书面德语。马丁·路德倡导开设的新教学校虽以读经为主，却通过德语的普及促进了教育的普及。自16世纪中叶起，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境内各邦陆续颁布义务教育法令政令，即蔡元培所言“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

走出中世纪，从1717年推行义务教育制度，到1763年制定《普通乡村学校规程》以及1794年颁布《普鲁士通用国家法令》，再到1850年出台《学校法草案》以及1885年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普鲁士王国率先迈出义务教育世俗化的步伐，打造以国民学校为主干的全民初等教育体系。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学龄儿童入学率居全球第一，超过欧、美各国。除义务教育立法外，在瑞士籍德裔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指引下，以“教师教育之父”第斯多惠为代表的众弟子在德意志境内广设教师讲习所，旨在培养裴斯泰洛齐式教师。1850年，《学校法》确立初等学校教师的国家公职人员地位。1840年，库森出任法国公共教育部部长，其任前所撰的普鲁士教育考察报告，成为法国建立国家初等教育制度以及美国掀起公共教育运动的蓝本。

在崛起为全球科学活动中心期间，德国义务教育的作用显著表现于战场。战士一旦能读会写，便可激发判断力。作为普法战争三大代表人物之一的普鲁士总参谋长冯·毛奇曾断言：“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已决定。”战前，1865年，法国文盲率高达34%，普鲁士仅5.52%，普鲁士教育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法兰西的两倍。战后，德国新兵文盲率在1875年是2.37%，1895年是0.15%，1910年则降至0.02%。德国从物理学、化学到地理学、医学等领域的屡屡突破，大都出自接受良好义务教育的将士对战争专业化、技术化的需求。

此外，德国义务教育的奠基性作用还体现在人格塑造上。在慕尼黑就读小学的爱因斯坦语言发展迟缓且天性孤僻，晚年回顾人生时却道出：“学生在离开学校时应当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这应是学校始终不渝的目标。”

绽放启蒙思想光彩支撑工业技术人才培养

启蒙即摆脱蒙昧。德国哲学家康德1784年发表《什么是启蒙》，奉理性为最高原则，在思想领域掀起“哥白尼革命”，把启蒙运动推向巅峰。摆脱蒙昧即“不成熟状态”，唯有对自身展开理性批判，由此催生崭新的教育形式，即自我启蒙，培育“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的公民。爱因斯坦13岁时便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爱不释手，视康德为自己最喜爱的哲学家，由此获得人生体悟：“永远要把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是获得专门的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那门学科的基础，又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行动，他自然会找到自己的道路。与那些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培训目标的人相比，他也会更好地适应发展变化。”深度卷入启蒙运动洪流的诗人歌德，竟撰有《动物变形论》《植物形态变化》《颜色学》等自然科学书籍。科学和艺术的碰撞与合流，引领欧洲步入古典主义，也唤醒世界迎接现代科学。

康德式自我启蒙最大受益群体是精英。鉴于更多人不愿或不敢成熟，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将职业教育视作人类教育“敲门砖”，主张以劳作来最便捷地实施公民教育。在慕尼黑教育局局长任上，凯兴斯泰纳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接，改国民学校为劳作学校，首次实现普职融合，开创性地将劳作教育置于培育公民的核心。顺应工业革命浪潮，1747年，第一所培育应用型高端人才的实科中学在柏林创建。普鲁士1859年颁布《实科学校与高等市民学校教学及考试规程》，标志着实科中学正式诞生。1853年，德国拥有文法中学136所，实科中学12所。到1895年，两类中学数量旗鼓相当。职业进修学校的创设与之并行。商业部工商业改革家博伊特1817年倡议，在普鲁士25个行政区各建一所地方工业学校，并设立一所中央工业学校。全国工商职业技术学校网络遂初具规模，兼顾在职人员进修，进而涌现大批高等工业学校及单科型专业技术学院，被称为“现代工业设计摇篮”的包豪斯即为典范。

职业教育也是一种启蒙。启蒙了的现代公民，创造力爆发与生产力暴增并举。凯兴斯泰纳晚年期盼的从职业启蒙教育到职业高等教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历经一个半世纪才确立，而德国仅用约30年时间就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彻底转型。完成这一过程，英国经历了一百多年。1800年，德国第一产业拥有全部就业人员的2/3，第二产业仅占1/5。1905—1909年间，德国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口占比37.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从1875年到1907年，德国企业生产指数均值由100跃至410，工人劳动生产率指数均值由100升至225。1889年，德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超过农业，由此德国超越英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国。如果说，在英国，以牛顿力学体系创建为标志而诞生的近代科学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在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为开启现代科学革命提供了必要条件。

首创现代大学制度迸发科学与人才导向效应

法国大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德国的混乱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06年耶拿一役，被日后出任柏林大学校长的黑格尔视为“历史终结”。其时，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柏林科学院发表了14场题为《告德意志国民书》的演讲，呼吁并强调进行教育改革，从精神上崛起，复兴德意志民族。

救国之途，教育之外无他。普鲁士最高教育官员洪堡奉旨设计并筹建的柏林大学，因尊“由学术而达至修养”为立身之本，推动了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学术无禁区，学术无权威，学术自由”的号召下，师生结为学术共同体，以教育“筑起抵抗外族统治的铜墙铁壁”。

柏林大学开启的科研育人传统之花遍地怒放。作为现代科学革命两大支柱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皆出自德国，分别由柏林大学教授爱因斯坦和柏林大学博士及教授普朗克创立。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拥有共2195位科学家，德国505人，占比最高。自然科学领域三大诺贝尔奖，首届均颁给德国教授。一方面，德国政府推出本土人才返乡政策。譬如，把在英国担任皇家化学学院创院院长的“合成染料之父”霍夫曼召回，建成全球首个产学研体系，打造全球首屈一指的化工军工帝国。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出台国外人才吸引政策。19世纪的德国高校以25%的占比高居外教聘任全球首位，如荷兰科学家范特霍夫以柏林大学教授身份荣膺首届诺贝尔化学奖。吸引国际人才，既招募顶尖才俊，亦收纳优秀学子。就在首届诺贝尔奖颁授之际，英国化学学会343位成员，66人拥有德国高校博士学位。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是全球尤其美国学人首选留学目的国，19所美国高校校长拥有留德经历。留学柏林大学的吉尔曼，对这个高等教育“现代之原型”追捧备至，其美国复制品即霍普金斯大学。威尔逊总统视吉尔曼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第一人。

以柏林大学为开端的现代大学制度，其鲜明的导向性效应体现在，引领科学技术发展态势与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一体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建设。然而，全球学术走过辉煌的德国世纪，1933年宣告终结，强国征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大批顶尖科学家流亡海外，而这也是德国纳粹政权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流亡美国的学术精英中，便有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之后涌现的11名新晋得主。由此，美国接续德国，成为第五个全球科学活动中心。

（作者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